在某些特别重大的案件审判中，法院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传递不适合在判决书中出现的信息。

其次，我们再来考虑一下，最大普遍性这一自然科学上通常使用的标准是否适用于法治研究。[34] 参见注[8]，第211页。

包含x要素的概念A，不会因这种包含关系使它同它所包含的价值x相混淆。他认为，虽然形式法治论未将实质价值标准纳入法治构成要素，但这并不彻底反对将实质价值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议题剥离区分，对于形式法治的看法将会变得很复杂。[8]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pp.214-218. [9] 参见注[8]，第228页。[14] 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本文第二部分作初步说明并在第五部分作更多展开。

陈景辉：《法治必然承诺特定价值吗？》，《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第5-21页。作为裁判根据的实质法治论与形式法治论之间的分歧，确实能够造成案件结果发生戏剧性变化，决定着普通人的命运安排。[43]相关司法官员亦撰文指出，对于可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案件，要谨慎受理。

合议庭会怎样好好写判决书，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出租车所有权纠纷案的二审判决书中，合议庭说理的重点并不在事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涵摄，[61]其亮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有些时候还要一层层地请示到最高人民法院(S-K审委会：2012-8-1/2013-22-2);在审委会讨论某些案件时，已经有了上级法院或者其他机构的意见，如在讨论某贪污案件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有了批复(S-K审委会：2012-27-2)。[9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借助党的领导，用这种集中来指导民主，才有可能防止形式民主导致的实质不平等，审委会构成人员的政治性使得党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比如在电梯劝烟案的二审中，法院在刚刚做出判决后就召开新闻发布会，阐明改判的理由。

[102] 在审判委员会内部，各个委员都可以平等地发表意见，投票中每人都具有平等的投票权。⑦需要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重大、复杂案件。

由于营运执照在公司手中，杨某继续在公司服务，每年缴纳相关费用。在某些特别重大的案件审判中，法院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传递不适合在判决书中出现的信息。[75]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法院调解则将两种手段整合于司法内部，在法院之中维持政治与法律之间的一种隐匿对话，平衡激进的法律规定与政治上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政治问题虽然在判决书中没有现身，但是在司法裁判中却从未缺场。

第四，在判决书最后，合议庭指出，出租车是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企业、个人等都要秉持依法管理、诚实守信、守法经营的基本原则，友好协商，以便为人民群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公共交通服务促进公共交通事业的健康发展([2013]X民终字第00***号)。其中，第39条第3款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但这一款后半段同时规定法律规定不公开的除外，虽然哪些属于不公开的范围尚未有明确的补充规定，但是本文所讨论的敏感案件中的很多问题，应该属于这种不公开的范畴。法律的同质化、形式化想象，与政治的异质性、实质化之间的张力难以消解，公平正义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沉默的规定，也不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神秘主义的信仰，而是要体现在司法审判中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92]法院制作的判决书之所以会采取政治无涉的方式书写，本质上乃是因为法律与政治之间的上述差别，法律所规定的就只是那些抽离了地方性因素后的普遍规范，法院不能在每一起敏感案件中退回到政治之中。

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 进入 邵六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审委会 合议庭 司法判决 。杨某上诉到K中院后，该案被提交至审委会讨论。

⑥就法律适用问题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的案件。审委会提供了法官超越法律进行说理的实质根据，合议庭则输出一个法律上合格的文书，既维持了政治与法律的分野，又实现了两者的沟通。

经由法院之手让国有资产流失或者让原国有单位职工流离失所，这是法院的不能承受之重，司法审判需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同时满足政治和社会诉求，依法审理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案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而审委会在民主集中制指导下作出的决定，构成了合议庭推理和判决的依据，也使得合议庭得以排除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审委会的讨论与决定是否要向大众公开，是否要让事实上的裁判者——审委会成员——在裁判文书上公开署名、以实现权责统一？[73]如果审委会讨论中的理由不公开，如何保证判决能够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认可？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来监督审委会的运作，避免审委会成为一个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或者制度运作的黑洞? (一)隐匿对话中当事人在哪里？ 法官说理的对象是当事人，而在审委会与合议庭的互动机制中，不管是审委会还是合议庭，它们都是法院的内部机构，尽管它们彼此之间维持着互动机制，但是审委会的说理并没有通过判决书向当事人或者社会大众公开。[10]争议性的问题一般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委会是理解裁判逻辑的重要维度。[84]通过法律治理的秘密就在于，将无法为所有人知晓的部分有选择地隐藏或者公开，审委会与合议庭的分工恰恰体现了这种技艺，审委会与合议庭的对话在某种意义上维持了政治-法律之间的沟通，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区别需要我们借助某种名-实分离来维持一定的政治神话或想象。法院会特别注意避免案件无法执行而转变成信访事件(S-K审委会：2011-34-3/2013-17-4)。

按规定由院长提交到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可以认为是法律预设了合议庭无法独力处理。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曾发文，要求对征地、拆迁、改制、环保等敏感问题尽量以调解结案。

[89]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名-实分离难以避免，毕竟理念上的自由、平等、博爱需要建立在非常高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就需要在合议庭-审委会的对话机制中予以化解，合议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在审委会的讨论中被重构，审委会的决定再由合议庭制作的判决书予以法律化。

进而，如何改革判决书制作技巧、提升说理水平成为重要研究命题。⑥审委会决定请示其他机关(多数时候是S省高院，少数时候请示政法委或纪委)，有28件。

在其他可能引起当事人不满或社会关注的案件中，审委会也都会提出类似的要求，如在讨论某故意杀人案件时，审委会不仅要求合议庭好好写判决书，而且还提示判决书写作中的具体技巧：不提被害人过错，但是可以提及案件是由感情纠纷引起的(S-K审委会：2013-20-1)。[91] 尽管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要求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审委会的决定及其理由，但是可以想见，类似于政法委的决定、政府的决议、避免当事人上访等考虑，要么会根据规定不公开，要么会被裁剪、转化为其他的法言法语而体现在判决书中，进而最终可能在审委会真实讨论记录与公开在裁判文书的记录之间维持隐匿对话。[108]总之，审委会与合议庭之间的隐匿对话机制在短期内不会被根本改变。合议庭在判决书中加入这一民法原理，既体现了合议庭对判决书撰写的重视，也表明了合议庭对审委会好好写判决书的回应。

[4]由于中国的判决书比较简约，不像美国式伟大的判决那样论证详细，也不会包含奇思妙想的协同意见、不拘一格的反对意见，[5]判决书中心主义的研究进路很容易带来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中国法官在判决中说理不足，甚至不讲理。在某自诉案件中，虽然法院认定自诉人有诉权，但是审委会经讨论认为，起诉不利于化解纠纷，所以决定由合议庭继续做调解工作(S-K审委会：2011-25-5)。

如在讨论某起因拆迁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时，审委会既考虑到了司法政策，也讨论了市政府的意见，还考虑了判决后执行中的问题，甚至对当事人上访做了预案。在多轮的沟通协调中，法院的公开文书(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中从未出现过政治因素的表述，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是审委会讨论的核心关切。

[12]复杂的政治、社会考量溢出判决书之外，这些因素主要体现在审委会讨论之中。在诉讼当中，有能力的一方更有可能去影响判决，如商事案件中的企业一方当事人比起公民个人来说，更有能力通过法律之外的方式来影响法官，进而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②合议庭有不同意见，审委会采纳多数意见，有135件。随着司法专业化的发展，尤其是裁判文书公开水平的提高，判决书的说理需要经受更多的法律检视，由此导致了判决说理越来越趋向于法律形式主义化，难以回应多元化的群众诉求，也趋向于更大的司法自主性，这也是当代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趋势。[45]也有学者通过解构、重构美国的政治问题理论，使得政治问题落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中，以此试图为中国问题提供一个参照系。⑤审委会决定暂不定，有91件。

[104]以S省K市中院为例，在审委会有分歧的案件中，绝大部分的最终决定都与会议主持者的观点一致。[56] K市某著名国有企业A公司因经营不善，与某私营企业达成兼并协议，签订了《承债兼并合同》，由该私营企业兼并该国有企业，整合其资产、承担其债务，但是在企业改制、兼并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资产估值、原职工安置等问题的处理并不妥当，导致原企业职工上访，进而由一件合同纠纷案件转变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敏感案件。

[88]尽管现实中的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从未平息，但是在表达上美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从来都是完美无缺的。表3略  K中院审委会决定类型分布(2011-2015) 在七种情形中，有些类型可以合并同类项，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审委会功能的变化趋势。

两年后，该案再上审委会，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承债兼并合同》无效，少数认为有效。在职务犯罪中，法院更多会向纪委请示(S-K审委会：2013-18-2)。